如果单纯从职位进行比较，阎世铎与苟仲文显然无法相提并论。前者不过曾是中国足协的领导者，后者则是整个中国体育系统的导航员。然而他们又有太多相同之处，留下了太多的功过是非让外界评判。从专业背景来看，他们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代表；单纯从竞技结果的层面看，他们都是成功的领导者；从更大的维度看，他们是否成功则有待商榷。
因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体育系统领导的功过是非？
答案只有一个，即他们是否完成了对各自领域宏观体系地有效搭建、改革，而不应以其任期内的竞技成绩去评判其功绩。原因很简单，短期内的竞技成绩有很大的偶然性、片面性，加之体育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体育系统官员任期较短，长期存在前人种树后人摘桃的结构性矛盾。所以，一位体育领导最大的功绩不是他任期内拿了多少金牌，而是他能为下一任领导留下多少宝贵“遗产”。
将时间坐标拉长，一些原本成绩过硬的体育领导，最终所得到的评价往往会出现巨大反转。比如曾经的中国足球头号人物，被称为“阎头”的阎世铎。长期以来国足的成绩都是衡量足协领导政绩的唯一标准，而国足的短期目标则一直是打入世界杯正赛。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阎世铎，那么他无疑是截至目前中国足协任上最成功的管理者。因为中国男足仅打入一次世界杯正赛，就是在他的治下。
然而当阎世铎离去后，足球圈内并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甚至他的名字都很少再被国内足坛提起。这一方面有阎世铎本人离任后刻意与足坛保持距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带领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正赛，颇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味，是以牺牲了中国足球未来数年发展换回的短期成绩罢了。
阎世铎刚刚上任后，就祭出了一切为世界杯预选赛让路的大策略。取消升降级、世界杯之前禁止球员留洋、切分联赛赛程为国家队让路，都是阎世铎在这一大策略下的具体“科学化”改革。如果世界杯是足球唯一的追求，那这些改革堪称“科学”，因为从结果来看，中国男足确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此外，阎世铎在诸多管理策略上也颇有“科学”风范，如今被大力倡导的领导赛前不讲话、不施压，阎世铎早就做到了。虽然与时任国家队主教练米卢存在诸多看法不一致的地方，但阎世铎历来维护米卢在国足的绝对权威地位，一切以米卢为主。米卢甚至回忆，世预赛期间阎世铎带领球员为他庆祝生日，是他最难忘的一个生日，那个特殊的生日宴会也极大缓解了当时球队的压力。
如果只看最终的竞技结果，如果只看这些片面的管理艺术，阎世铎当真堪当中国足球大救星。然而，结果正相反，阎世铎的重病下狠药根本是治标不治本，只不过让中国足球凭借过往的底蕴实现了一次回光返照。
正是一切为世预赛服务的策略，使得那几年的中国职业足球彻底乱套。假球、黑哨、输球升级、甲B五鼠，都是在阎世铎治下发生的。2004年阎世铎将甲A联赛改制为中超联赛，然而祸根早已经埋下，并不是变一个联赛称谓就能解决的。所以在中超元年再次上演了北京国安退赛、G7革命等事件，而在之后的足坛扫黑中，也证实那些比赛确实被人操纵了。
可阎世铎并没有吸取教训，在国足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后，他还希望将自己的成功经验再复制一遍。2005年，他再次提出了联赛南北分区的改革方向。可惜，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他不仅没能将这项措施付诸实施，同时也被调离了足协。
十几年前阎世铎的种种举措，是否似曾相识？没错，这与中国体育系统在东京奥运会周期的种种科学化改革颇有相似之处。即毕其功于一役，一切为奥运成绩服务。此前被舆论广泛诟病的改革措施之一——体能训练，也随着东京奥运会奖牌榜第二位的好成绩，反转成了领导者顶住压力的断腕之举，甚至奥运冠军也表示，体能训练大有裨益。可是又如何解释，国际象棋运动员也必须体测达标才能比赛？
如果我们把对阎世铎政绩评价的时间节点截至到2001年十强赛结束的那个夜晚，他无疑是成功的。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拉长到2021年的当下，那么阎世铎则的评价可能连毁誉参半都够不上了。
也许有人会说，总不能出了成绩都是运动员的，有了问题都是领导者的吧？正如前文所说，竞技成绩最大的功劳只能是一线的运动员和教练，评价领导者是否成功，在于其宏观的体系改革和建设。
这并不是笔者的论调，而是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所写。
《纲要》针对体育强国建设提出了五个方面战略任务。一是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等方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二是从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化竞赛体系、推进职业体育发展等方面，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三是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体育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培育经济转型新动能。四是从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丰富体育文化产品等方面，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五是从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提升中国体育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体育交流，服务大国特色外交和“一国两制”事业。《纲要》还明确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活动普及、青少年体育发展促进、国家体育训练体系构建、科技助力奥运、体育产业升级、体育文化建设、体育志愿服务与体育社会组织建设等九大工程。
由此可见，体育系统领导者最大的任务绝不是奥运会奖牌榜的成绩，而是这五大体系的建设。如果体系建设成功了，那么之后的人才会源源不断涌出，不用再以每个奥运周期为小的目标节点进行所谓的科学化改革。
如果有了完善的体育体系，真正做到了全民体育发展，那么即使出现困难也是短期的。意大利男足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2017年意大利国家队出人意料地没能进入世界杯正赛，当时很多人对意大利足球的未来持悲观看法。然而短短4年后，意大利男足就重返欧洲之巅。这其中固然有主教练曼奇尼的巨大功劳，他打造了一支年轻有活力的意大利国家队。然而，正是意大利足球体系的完善，才让他有可能将多纳鲁马、巴雷拉、洛卡特利这些青年才俊塑造为新一代意大利足球的顶梁柱。
即使让曼奇尼执教中国男足四五年，恐怕他也无法将中国队带回亚洲一流的水准。不是曼奇尼不行，而是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
那么仲文同志是否完成了体系建设呢？现在还很难做一个全局的论断，但最起码可以管中窥豹。
以中国代表团本次运动员选拔来说，依然是各个运动协会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开的选拔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恰恰是严格按照选拔赛成绩选人的中国游泳队，贡献了东京奥运会的最大惊喜。在没有孙杨的情况下，还能够拿到3枚金牌极为亮眼，而且其中两个项目是今年首次完成突破。而女足、女排、体操等项目，恰恰是选人规则不透明，很多连观众都知道更合适的人选，并没有出现在奥运队伍中，因此这些队伍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虽然每个项目特点不同，最终的选人权利当然要下发给协会、教练员，但作为全局领导者，提出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策略和方向，建立常态化选拔办法和体系是理所应当的。只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幕。实际上，就算中国游泳队本次奥运会没有拿到3枚金牌，他们的选拔办法依然值得肯定，然而这只是游泳队单独的决定。
那么《纲要》中提到的职业体育发展又怎么样呢？只能说一地鸡毛。中超联赛泡沫破裂，俱乐部解散、球员被欠薪；排超联赛已经偃旗息鼓；CBA联赛的关注度也一再滑坡。
至于全民健身体系虽然难以直观感受，但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类似足球场不让踢足球、篮球场不让打篮球的奇葩新闻。
至于东京奥运会的好成绩，我们不能说领导者毫无功劳。就像阎世铎对于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也有其贡献一样，但显然那次短暂的成功还有太多偶然性因素。例如张吉龙带来的好签运、日韩不参赛的客观利好、米卢打世界杯预选赛的丰富经验，而且我们别忘了，那一届国足是专业化体制所塑造的最后一批现成人才，阎头可是坐享其成的，而如今的国足人才匮乏到需要归化才能解决。
其实这一切，又跟东京奥运会的好成绩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成绩，就着急现在就对体育系统的领导者下定论。让子弹飞一会，看看四五年后他的改革到底让是否能够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蜕变成体育强国吧，毕竟这才是体育系统最高长官最应该做的事情。
多说两句，其实外行领导内行未必不行，前提是要肯钻研行业规律，以及要有不求短期利益的牺牲精神。很多从其他领域转行到足球项目的领导，都提出了远比阎世铎更深刻的改革方案。比如杜兆才，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足球人才匮乏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职业化改革方向忽略了青训。过去的专业联赛和专业梯队培养是一脉相承的，然而职业化初期，没有强制俱乐部建立青训体系，过去的专业梯队体系却已经被摧毁。正是这一进一出，导致进入21世纪后，中国足球一再出现人才短缺的现象。这个认识要比阎世铎的那些方案深刻得多，说明杜兆才确实下苦工研究了中国足球的问题。
再比如已经离开足协的原副主席李毓毅，对中国青训的改革十分到位，在他主导下青超联赛由赛会制升级为向职业联赛看齐的主客场赛制。比赛密度、强度、对抗性，都有了极大提升，对青少年球员来说价值巨大。可以说，未来国内2000年左右出生的球员如果能够脱颖而出，多少都要感谢这个改革。然而当李毓毅离任后，青超又退回了赛会制的老路子。